衰老是人类生长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着数不清的年龄焦虑。在无数诗篇文章中，我们常能看见古人感慨时光流逝，青春不再；或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因而书写“衰老”成为古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除了感叹年老之事，古人还有婚嫁年龄焦虑，这与历朝历代的人口政策息息相关。在年龄焦虑的背后，又反映了中国古代哪些文化特征呢？

典籍与诗歌，中国古代的衰老“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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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多细胞生物中，衰老是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渐进的、不可逆的生物过程。衰老会导致机体结构和组织细胞功能衰退，产生生理、形态变化，适应性和抵抗力减弱，最终导致生物死亡。

迄今为止，衰老是癌症、冠状动脉疾病、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等各种疾病的最重要风险因素。具体的个人可以达到的最长寿命受到衰老的显著限制。作为一个生理过程，老化是所有高等生物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学中最不为人知的现象之一。虽然现代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我们对衰老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更别说千年前的古人了。

从先秦开始，人们就对区分年龄“情有独钟”，开始给不同的年龄段取了特别的名字。千年前，古代中国典籍《礼记》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不同年龄段的命名。《礼记·曲礼上第一》中写道：“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

《秋庭戏婴图》。作者/（北宋）苏汉臣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成语“二十弱冠”“三十而立”与“五十知天命”等来形容人生中的不同阶段，而这些说法的来源就上述先秦古籍。古人称二十岁为弱冠，三十岁为而立，四十岁为不惑，五十岁为知天命，六十岁为花甲，七十岁为古稀，八十岁为杖朝，八十至九十岁为耄耋，九十岁为鲐背，一百岁为期颐。

从命名习惯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些代称是人们对于人生的一种期待，并以命名的方式呈现出来。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需要束发加冠，举行加冠礼以示成年。到了三十岁，古人认为这时候男子应该指自立于社会，有所成就，即“立”，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能明确自身的奋斗目标，并将其内化为个人生命的一部分。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显得更加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与道理，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因此，不为外界所迷惑，即为不惑。人到了五十岁之后，知道实现理想的艰难，因此不再追求结果，对个人荣辱则不再过于执着，遵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正所谓“知天命”。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再，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孟浩然诗意图》。作者/（清）王翚

此时，诗人孟浩然落第，满腹牢骚，只好自怨自艾。他认为自己白发渐渐增多，人慢慢老去，但是岁暮已至新春已经快要到来了，这种强烈的对比之情让他情绪低落。这首诗表面上是诗人抱怨年龄，实际上却表达了不为世用的怨天尤人之情，以抒发仕途失意。

宋代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年老之名述说不得志的写法与孟浩然相似，但两人的心境完全不同。

南宋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已66岁。此时，南宋政坛是韩侂胄执政，积极筹划北伐。闲置已久的辛弃疾终于被起用，任浙东安抚使，但南宋朝廷只不过是利用他那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支持北伐抗金的决策，但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的作法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应当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能草率从事，却没有引起南宋当权者的重视。所以，当他来到京口北固亭，登高眺望，怀古忆昔之时，心中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词中佳作。辛弃疾以廉颇的典故自比，感叹自己已经年老，但仍对朝廷忠心耿耿，自己会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并且，诗人借廉颇之口，表明自己仍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北伐一事自己胸有成竹。

当我们细看这首词，却不仅仅只有积极向上的感慨。表面上这是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实际上却暗含沉郁顿挫、悲壮苍凉的感情色彩。辛弃疾始终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才能、实现北伐壮志。无巧不成书，辛弃疾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他最后真的落入了这样的境地。北伐前夕，当权者并不采纳辛弃疾的意见，还对他疑忌不满，最后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天子乾隆皇帝就曾以“期颐”之名作诗一首。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率领群臣至宁寿宫区，庆祝宫殿的落成。此时，乾隆皇帝踌躇满志，作《经筵罢因至宁寿宫》一诗，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

步辇乘暇耳，耆宫遂幸之。

旧名袭宁寿，致政冀期颐。

《乾隆皇帝射猎图》。作者/（清）郎世宁，来源/故宫博物院

《礼记》中称一百岁为期颐，乾隆皇帝希冀自己归政后能活百岁。人生以百年为期，人能活到一百岁即获得圆满了。“致政冀期颐”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以大终”的目标。乾隆皇帝称他如今年近九旬，身体康健，若将来有幸活至百岁，即当迁居乐寿堂，以享天年。所以，在乾隆皇帝的计划中，太上皇宫是要等到他一百岁时才入住的。但是，活到一百岁不由他做主，只能“惟敬待天恩”。我们从历史中也了解到，乾隆皇帝并没有来得及住进宁寿宫就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则是清末慈禧太后。

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从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也有婚嫁年龄焦虑，而这在宋以前尤为凸显。早在先秦，《周礼》中就有规定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东周时期，受传统家族观念以及社会、政治、生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现象较为普遍，人们尚未有晚婚晚育的思想和认识。因此，男性二十左右、女性十五左右的婚龄现象是整个社会主流。

至汉代，社会婚俗仍延续先秦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传统，例如《白虎通义·嫁娶》中记载：“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阳舒，阴促。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

《农村嫁女图》。来源/故宫博物院

但有学者研究认为，这只是汉儒对先秦礼制的倡导，而非两汉真实的婚嫁年龄。相对而言，汉代盛行早婚，女子的初婚年龄在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之间，学者也借助出土汉简证实了汉代早婚民俗的历史真实性。虽然两汉社会的主流婚姻形态是早婚，但仍然存在女性“过时不嫁”的现象，而超过15-20岁的年龄段者即可视为“过时”。学者梳理史料得出，两汉晚嫁群体主要有贫女、丑女、巫女、宫人以及残缺家庭的长女等，她们受自身条件或社会身份的影响而不能适时婚嫁。两汉官方认为这种现象对女性身心健康、社会秩序安定和人口增长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推进积极鼓励民间百姓及时婚嫁的政策。

南北朝时期，妇女的结婚年龄更早。学者通过研究北朝女性墓志得出，北朝的适婚年龄为14岁，但实际的结婚年龄参差不齐，从14-27岁不等，平均年龄应在16、17岁左右。北朝是门阀贵族统治时代，门阀贵族讲究门第等级，重视家族利益，这反映在婚姻上就表现为极端封闭的等级制婚姻。相比唐墓志中记载的女性普遍24岁后成婚，北朝的情况则呈现出早婚的状态。早婚现象其实反映出北朝女性，尤其是北朝贵族阶层女性婚姻年龄的不自主性，在北朝门阀贵族盛行门第婚姻之下，贵族女性大多是裙带关系之枢纽。

至唐代，婚龄则与前代又有不同。学者整理墓志资料总结出唐代妇女及男子的婚龄为：女子结婚期集中在13-22岁，而男子的结婚高峰期为17-30岁。相对而言，男子呈现相对晚婚的状态，夫妻之间男大女4-8岁为常见。究其原因，学者认为男女婚嫁推迟主要是经济原因，意在仕途的学子有可能推迟结婚，因此这些学子取得功名后，常有老夫少妻现象。

宋代的情况则与唐代相似，宋代司马光等士大夫并不认同法理上的观点，既否定“古礼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规定，认为太迟，又反对唐、宋的法定婚龄，认为早婚也有弊端。因此，他们“参古今之道，酌礼令之中，顺天地之礼理，合人情之宜”，提出“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岁”是成婚最合适的年纪。而出土文献也证明了这一规定，学者研究墓志统计得出，418位妇女的确切初婚年龄，并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女性初婚年龄比较，宋代呈现晚婚趋势，并且，宋代婚姻的地域圈仍具有近距离婚姻的特色。

《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卷》。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民族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因素长期以来渗透在婚姻关系中。无论这些文化影响是大是小，是明是暗，婚姻关系都能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多面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政治经济制度、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宗教观念、审美意识和社会风俗的变迁轨迹和特点，都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也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

年龄焦虑，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映

心理学认为，“焦虑”作为一种情绪状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同紧张、焦急、恐惧和羞愧等感受相联系的情绪状态，而且往往是人们因为对某种尚未发生的危险的预期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反应。据学者指出，个体普遍性焦虑感的原因是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限制的一种反应，文化态度及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选择决定着个人在社会中是否会受到强烈的心理折磨，因而焦虑实际上是具有社会属性的。

因此，我们不妨将视线从自身的行为习惯移开，转而看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与特征。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以农业社会为根本，漫长的农耕文明奠定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农事与时间之间的联系，社会逐渐形成了农业与时间相关联的观念。在此影响下，人们对时间划分的习惯延伸到日常生活，反映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时间要求，继而影响到人生理念和生存方式。

无巧不成书，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制定时间观念进而“制约”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行为准则。具体来看，“不违农时”才能获得丰收的法则，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一起，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年龄观。个人的生命因此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时间完成具体的事情。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这是焦虑感在个体上的外在体现。

《农迁图》。作者/（唐）韩滉，来源/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

综上所述，这种心态与文化背景呈现为一种现象：在生活中，人们也认为做某些事情都有最佳时机，比如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在40岁之前事业成功，在60岁尽享天伦之乐等等。人们一旦错过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被别人甩在身后，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与之相反，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甚至可能造成一种对生活中没有完成任务而产生恐慌和内疚感，变成了一种应该完成某事的压力感，正向积极的情绪，例如责任感和使命感反而变成了焦虑的真正来源。因此，中国人年龄焦虑的深层次文化因素与中国古代社会，即农耕社会的结构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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